当我们谈人口普查时我们在谈什么?

来源: 南方日报网络版     时间: 2021-05-12 10:10:11

青海哪个宾馆酒店叫(上门)服务多少钱一晚,【+V:⒏O⒌⒌⒋⒉⒉0小紫〗全天24小时安排【+V:⒏O⒌⒌⒋⒉⒉0小紫〗十五分钟我们一定能送到您指定地点.  王毅说,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我们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持之以恒做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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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糖将进入磨底阶段

  当我们谈人口普查时我们在谈什么?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

  姚景源认为我国人口质量红利在上升;陆铭认为要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破除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梁建章表示鼓励生育政府要发挥主要作用

  “预告”于4月上旬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在推迟了约一个月后终于揭开面纱:我国总人口达到141178万人(不包括港澳台)。10年来,我国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

  尽管总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进一步下跌已经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与2010年相比,十年间我国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上一个十年(2000年-2010年)0.57%的年平均增长率相比,下降了0.04个百分点,与1990年-2000年间1.07%的年平均增速相比,下降达0.54个百分点。

  人口增长放缓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影响很大,也影响着政策的调整与转向,且事关每个人。

  “七人普”结果出炉后,我们采访了三位长期关注中国人口发展,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有深刻洞悉的专家: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央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9位发言专家之一陆铭,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请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解读人口普查数据,复盘中国人口发展大局。

  谈 老龄化、人口红利与全球竞争

  姚景源:人口数量红利在消失,但人口质量红利在上升

  随着近些年中国出生人口减少,有关中国是否还有人口红利的争论不休。“七人普”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月11日明确表示,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但要看到,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同时,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在姚景源看来,现在是时候重新理解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是在消失,但是人口质量红利在上升。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909万,创下新高,在读博士生达到25万。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受教育群体在增长,这就是人口质量红利。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经济高增长的阶段我们利用人口数量红利实现了发展,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人口质量红利,这与我们的新发展阶段是吻合的,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需求是匹配的。

  姚景源主张“机器换人”,认为这是利用人口质量红利一个很好的方式。让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发挥创新思维推动技术进步,用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一旦得到大幅提高,我们就成功规避了人口数量红利减少这个问题。

  除了劳动年龄人口,姚景源认为,老龄人口也是释放红利的重要群体,我们不要把老龄化单纯当做一个包袱,如果处理得好,老龄化会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支撑领域。

  现在老年人的身体素质与过去不一样,六七十岁都还非常健康。面对这么庞大的老年人口,我们不仅要为他们提供赡养,还要考虑如何调动这部分群体。所谓“银发经济”就是挖掘老年人的消费潜力。

  但在这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是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他以日本作比,老年人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上,我们与日本还有很大差距。

  姚景源主张延迟退休,认为这是应对老龄化的有效办法。

  “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但从结构上看,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姚景源认为要充分调动这部分低龄老年人,社会应该研究为这些人提供再就业的机会。特别是一些重点人群,比如,专家、医生、教师、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作为支撑。他们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年轻人不具备的经验积累。

  从国际环境来看,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少也使得中国必须去思考如何巩固制造业大国地位。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反映到经济上会带来劳动力成本上涨,直接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涨,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对一些产能过剩的领域来说,一方面销售价格上不去,另一方面成本价格在上涨,企业经营十分困难。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小微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这和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有直接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东南亚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

  对已经出现的供给替代现象,姚景源并不悲观。在他看来,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虽然低,但是它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不健全的。企业在当地设厂,如果机械设备坏了,当地是不是能修理?需要一个零部件,当地是不是能提供?这些需求还是需要回到国内来满足。

  中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六稳”“六保”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供应链产业链。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就是要把国内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搞好,让整个经济能够畅通起来。这样一些问题才能扎扎实实地解决。

  姚景源认为,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这是不可比拟的。

  谈 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

  陆铭:人口高度集中在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是世界普遍规律

  “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

  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吸引最多人口,东北地区则流失严重。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人口高度集中在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结果在陆铭看来是预料之中。

  陆铭长期专注区域发展研究,在疫情后中央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作为9位发言专家之一,就具体分析过我国当前人口流动趋势与区域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农村和城市来看,农村地区持续向城市地区产生人口流动,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在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越大规模的城市人口流入的数量越多,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人口呈现出流出情况。这其中也存在一些个别情况,比如极个别的超大城市,由于实施了非常严格的人口流入控制政策,有的地方人口不增长,有的地方人口负增长。

  从大的地区角度来看,人口流动整体呈现出北方向南方流动,中西部总体向沿海地区流动。

  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内部看,人口流动方向主要是在向一些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集中,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比较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人口流动与变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考验,陆铭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观念上,我们对平衡发展的理解仍然没有逃出“追求各地经济总量平衡”的迷思,没有顺利转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陆铭认为,如果一个地方在整个国家中所占的GDP份额和它所占的人口份额是基本一致的,那么从人均GDP的角度看,基本大致相当。

  在制度上,由于各地追求把自己的GDP总量做大,各自为政,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和重复建设,但是地区间的分工和协调却相对不足,市场的一体化相对不足。

  另一方面,资源配置的机制仍不畅通。比如土地制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地区的平衡配置,结果就导致人口流出地配置了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房子建好了,人却走了,造成部分“空城”现象。

  户籍制度也仍然在限制人口的跨地区流动,一些公共服务和带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福利,仍然存在按照户籍人口来配置的问题。尽管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但是人口流入数量较大的城市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距。

  陆铭认为,破解上述问题关键是要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一方面,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户籍制度转变为常住人口登记制度。同时,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特别是医疗、教育、公租房、廉租房等,要逐渐适应常住人口的需要。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土地制度也要进行改革,中央层面已经提出建设用地的配置要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特别针对特大和超大城市提出增加住房供应,土地供应要向租赁市场去倾斜,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这些政策都是让土地和住房的供应能够适应人口流动的趋势。

  谈 生育率与女性生育保障

  梁建章:鼓励生育政府要发挥主要作用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规模仍然不小,但从生育率来看,已经出现连续下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

  分析原因,宁吉喆认为,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是主要原因。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住院分娩的担忧。生育时间推迟、生育养育成本提高,也都导致了出生人口规模收紧。

  宁吉喆表示,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梁建章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带动富裕,生活方式就会发生转变,生育意愿随之下降,这是所有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规律。

  具体到中国,导致年轻人不愿生孩子的有两个最关键因素,即生活成本过高,特别是房价过高,以及教育成本的上升。中国的房价相对收入是最高的,抚养小孩的教育投入相对收入也是最高的。

  在梁建章看来,中国的生育率如果有一天成为全球最低也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实际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下降不是最近一些年才出现的。早在十年前《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梁建章就指出,中国不是人太多了,而是未来孩子太少了。

  根据他的研究,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受到独生子女政策严格执行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也成为中国人口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与此同时,城市化现代化迅速发展,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5左右,这与官方1.8的生育率数据存在偏差。其研究显示,到2007年、2008年中国人口发展已经出现重要转折性变化,也与官方认为的2010年有一些差距。

  梁建章解释,存在这样的偏差主要是由于2007年、2008年的新生儿,其父母主要为80后,而80后正是婴儿潮的一代人,育龄妇女数量较多导致生育意愿降低体现得并不明显,公众似乎也没有太多感知。

  官方也关注到了生育养育成本的问题,并提出具体改革方向。宁吉喆表示,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宁吉喆介绍,目前我国育龄妇女有3亿多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每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在支持措施方面,梁建章有一些个人观点。他认为,鼓励生育,实际上是鼓励政府去支持生育。也就是说,政府要发挥主要作用。

  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梁建章认为要从改革高考制度入手。他认为,应该设立大学生能力考试,而不是进大学前的能力考试。具体措施包括,比如考试的科目相对多元化,可以根据实际的职位(记者、软件工程师考试内容不同)设置不同科目的考试。

  这样改革的核心是取代原来的高考。原来的高考不需要了,名牌大学不需要办本科,只需要集中精力办好研究生院。

  同时,不需要高考就可以缩短复习高考所需要的两年时间,基础教育缩短两年,顺延大学生毕业年龄可以提前到20岁,这对普及高中教育和普及本科教育都是有帮助的。

  梁建章坦言,这是尺度非常大的建议,但是没办法,教育制度的改革必须要动高考。我们现在的很多效率提升都被现在的高考制度内卷了,家长和学生都非常累,年轻人更加不敢生。

  如果要解决教育负担,不使其成为低生育率的头号病因,必须要改革现在的高考制度。

  此外,他认为鼓励生育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方式,比如通过减税或者发放现金的形式,给予育龄妇女生育奖励。他预计,补助的规模至少要到GDP的3%-4%,5%-10%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一些选择不结婚的女性,不能因此就限制了她们的生育意愿,要为她们生育孩子扫除障碍。梁建章支持使用技术来辅助生育,通过政策消除对单亲家庭的歧视,使得这些女性可以自主安排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

  针对“妈妈”遭遇的职业天花板,梁建章认为,除了要建立更加包容、友好的职场环境外,还是要通过现金、减税等形式直接对“妈妈”或者其所服务的企业给予奖励,扫除企业在用人方面的顾虑。总体来说,还是要国家把抚养小孩的成本承担起来。

  焦点

  老龄化: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人口迁移: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

  生育率: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规模仍然不小,但从生育率来看,已经出现连续下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

  B08-B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B08-B09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编辑: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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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质量十年间稳步提升

发稿时间:2021-05-12 1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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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
  我国人口质量十年间稳步提升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20年我国总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但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宁吉喆表示,十年间,我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历程,也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势和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他提出,要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少儿人口比重上升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老年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智慧、传承、发挥和需求拓展扩大。人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十年人口六大变化

  人口总量

  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但仍保持平稳增长。

  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人口实现了从13亿人到14亿人的跨越,人口总量增加了7206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5.38%,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十年0.57%的平均增长率。

  人口质量

  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的素质不断提升。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

  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

  性别构成

  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性别结构得到改善。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5.2相比基本持平,略有降低。从出生人口看,出生人口性别比2020年为111.3,较2010年降低了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年龄构成

  少儿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

  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

  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

  迁徙流动

  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

  城乡结构

  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4.21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0.75个百分点。

  六问第七次人口普查

  问题1

  人口增速放缓 峰值是否提前到来?

  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结果显示,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我国人口增长出现放缓趋势。此前有专家预计,中国人口会在2027年达到峰值14.5亿,增长放缓是不是意味着人口零增长的年份将提前到来?

  宁吉喆表示,我国人口增速放缓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导致了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他分析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人口增长的积极因素还会继续发挥作用。首先,我国人口保持了一定水平的惯性增长。人口基数大,目前育龄妇女还有3亿多人,每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出生人口规模。其次,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第三,人口预期寿命持续提高。我国年度死亡人口一直少于出生人口,人口总量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对于增速,宁吉喆表示,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人口增速还将继续放缓。受到人口年龄结构、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问题2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人口红利还在吗?

  从总量上看,与2010年进行的普查相比,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 不过,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仍然较大,总数为8.8亿人。

  “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通过这次普查了解到是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宁吉喆总结说。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进一步解释说,从质量上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这次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1.08年。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达到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到23.61%,也比六人普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医疗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大,人口身体素质日益改善,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健康水平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人力资源保障。

  曾玉平认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依然较大。总体上看,中国就业压力依然不小。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他还指出,随着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中国人口资源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问题3

  10年减少1101万人 东北人去哪了?

  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从最新普查数据看,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9851万人,比十年前减少了1101万。且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较深,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16.39%,提高了7.2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宁吉喆分析认为,东北地区人口的减少,是受到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东北在我们国家处于高纬度地区,冬季相对漫长且寒冷,一些东北人口向比较温暖的南方迁移流动,这也是全球许多国家人口迁移流动的趋势性特征。此外,受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东北地区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对其他地区包括东北地区的人口有较大吸引力。

  “同时应当看到,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韧性仍在,潜力很大。”宁吉喆表示。东北地区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拥有鞍钢、沈飞、一汽、哈电等一批国家骨干企业和新成长起来一批新兴高技术企业,且在科技人才、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交通设施等方面基础较好。同时,东北地区人才储备丰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有1650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75%,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16年,这两个指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宁吉喆说,东北地区实现振兴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振兴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人才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新一轮振兴计划在着力调整结构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人口发展的新变化。

  问题4

  流动人口增加 对户籍制度改革有何影响?

  过去十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增长较快。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0.75个百分点。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居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与我国人均GDP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大体的情况相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促进城镇化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预计城镇化率仍将会保持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也在大幅增加。2020年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占整个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88.12%,比2010年提高了3.85个百分点。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较2010年增加1.06亿人。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也比较高。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到73.54%,中部地区吸纳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纳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纳468万人,占比3.75%。但是,户籍城镇化率却大幅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李晓超指出,其实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近十年已经明显提高,2020年底已顺利实现了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相信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城镇化将会更加科学适度地发展,人口将会更加有序合理流动,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问题5

  老龄化矛盾如何破解?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宁吉喆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第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500万人,6个省份的老年人口超过1000万人。第二是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第三是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第四是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60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此外,十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也在持续提高,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增加了1485万人,比重提高了0.98个百分点。

  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是挑战也存在机遇。从挑战看,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不过,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从机遇看,人口老龄化也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

  问题6

  生育水平是否成为政策调整依据?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全面两孩’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宁吉喆表示。

  从出生人口规模来看,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产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规模仍然不小。在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高。从生育孩次看,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但在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宁吉喆分析,这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且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还应该看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宁吉喆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本版文/本报记者 董鑫 赵新培

  统筹/刘晓雪 余美英

【编辑: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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